《读书》杂志2000年2期头条发表陆建德《海上逐“后”》一文，对“后现代”提出质疑。作者认为，“后现代”的谱牒无比繁杂，有人把当代欧美的奇才怪杰一塌刮子罗列于它的名下，于是独到的论说披上大而无当的“后现代”罩袍后反而显不出特有的棱角。学术界有的人士对“后现代”仍是敬而远之，偶尔使用也会加个引号或夹带些嘲讽。奇怪的是它非但在公共论坛顽强地活下来，还在一些领域碰撞出许多声响。可惜，五十年以来“后现代”阐释者之间缺乏交流沟通，各唱各的调，唱得有板有眼，听起来却是叽里呱拉一片嘈杂。读者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：“谁的‘后现代’？”这是万花筒里碎玻璃拼出的图案，冥府的阴森，俗世的艳丽和未来的荣光兼而有之。“后现代”还真的与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十分相像，它拖人下水又讨人喜爱。福斯塔夫肥胖臃肿，空腹便便，“后现代”则是话语通货膨胀的产物。
理论与文学（或其他领域的具体研究）的疏离在我国已露出端倪，这或许是我们不成熟的图书市场对理论的需求所致。笔者因偏见而佩服的艾立克·格里非斯（Eric Griffiths）曾将理论导读比作适宜于各种细菌繁衍生长的河底淤泥（他指的是一本当代文学理论导读，并称作者应被套上颈手枷示众），实际上，出色的理论家并不热衷于撰写大学理论教科书，他们并不是一边做抽象的理论发挥，一边喝令文史哲经典退出自己的视域。真正的理论大师是勤勉细心的读者，他们时时亲近自己研究的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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